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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应官民合作共同构筑“健康大国”
——访日本文部科学大臣辅佐官、东京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铃木宽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  发布时间:2017/11/08 16:30:12
 

铃木宽先生可谓是日本政界的一位“奇人”,曾两次当选参议院议员,在民主党政权时期,担任过二届文部科学省副大臣,在自民党政权时期,四次就任文部科学大臣辅佐官。也就是说,他一共做过6次文部科学省的二把手,所提出的几十部法案也大多在日本国会通过。在他的努力下,日本的大学学费全免名额3年扩大了2倍,教育设施耐震率3年内由67%提升至93%,科研经费也提高了1.3倍等。他不仅是日本内阁的“秘宝”,同时还是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这两大亚洲名门大学的教授。近年来,铃木宽先生又涉足健康福祉事业,把目标瞄准“健康大国”。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新华侨报》在位于东京霞关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他进行了采访。

安倍经济学离不开人才教育与社会建设

《日本新华侨报》:我注意到,您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人才教育”和“社会建设”是自己工作的原点。这与安倍政权有什么关联呢?

铃木宽:纵观世界历史就会发现,如果想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社会,就要集中培养新型的人才。无论是中国史还是日本史,都能证明这一问题。比如日本能够出现明治维新,是因为先有了松下村塾。日本能够推行现代化,是因为福泽谕吉创建了庆应义塾大学。如今,我认为日本可以跟现代化告别了。因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至上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同时出现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危机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文明已经走到了极限。

日本是亚洲国家里最早创建大学的,同时也是在人才教育上投入最大的。从前是工业社会,日本成功地培养出很多工业人才。这些人才能够按照规定要求生产出合格的、高质量的产品,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今后的日本要进入人工智能的AI时代,AI可以代替人手作业,AI社会需要的,是更加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高度的服务型人才。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与安倍政权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的,是经济政策的一环。

教育,乃百年大计。日本政府计划在2020年改变教学指导纲领和入学考试。试想一下, 2020年正在读小学、中学和高中的青少年们都会因此转变学习方法和内容,而他们接下来要走出社会,富有创造性的生活与工作,并且活到2100年左右。22世纪的日本社会,要靠这批孩子们来创造。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了这批孩子打造一个好的起跑点。教育,不是一时一刻的功绩,它惠泽千秋,所以需要有人去稳健、去强有力地推行。

2016年,日本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社会5.0(Society5.0)的概念,也是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巨大项目。社会5.0(Society5.0)是鼓励企业的原创技术及技术诀窍,能够在实现舒适化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态势,同时也是官民一体共创新的潮流。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300年,所以我们更要为划时代的革命培养人才。因此,即便是从社会5.0(Society5.0)这一项目来看,人才培养都不能说是和安倍经济学没有关系。

在高龄化问题上日本是中国的参照物

《日本新华侨报》:您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专家,参与并主导了日本高龄人群相关法案的策定。如今,中国也正在逐渐步入超高龄化社会。您认为日本的高龄化对策可以给中国以哪些参考和借鉴?

铃木宽:日本,是国际社会的课题先进国。日本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之一就是高龄化。不仅如此,自2010年之后,日本的人口也开始走下坡路。高龄化加上人口减少,是2010年以后压在日本头上的两座大山。如今,日本的地方城市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预计在2020年以后,即便是关东圈、关西圈的大都市,也会受到显著的影响,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会明显增多。

作为课题先进国,日本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长期以来上下求索,也走过不少弯路,同时也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培养了很多相关类型的人才。高龄化问题,在中国的未来20年到30年间会比较突出。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比例,高龄化问题的规模将在日本的10倍以上。

相信中国也看到了日本在对应高龄化问题上所走过的弯路和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特别希望中国能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尽快着手解决问题,少走一些弯路。积极借鉴日本做的比较好的方面,至少可以帮助中国省去三分之一的力气。我们亚洲国家在家庭模式上,地域交流上等,跟西方社会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比较好的参照物。

日中应官民合作共同构筑健康大国

《日本新华侨报》:近年来,中国和日本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建设国家的目标上时有冲突。比如说中国有海洋强国梦,日本的目标也是成为海洋大国。但是,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中国要成为“健康大国”,日本政府也在倡导建设“健康大国”,这一点上两国目标相同,也不存在冲突。那么,您认为中日两国在健康福祉产业上是否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的合作体制?应该怎么推进呢?

铃木宽:我在参与政府教育政策制定的同时,也负责健康医疗政策的制定。日中两国都重视国民健康,在政策上目标一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这意味着两国可以互惠互利,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在该领域里建立起官民结合的合作体制。

近年来,日本和中国在医疗、健康、看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我去过中国50次左右,据我观察了解,中国的一流医院和日本的一流医院的医生在技术水平上不相上下。日本的优势,在于全国的医疗水准都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哪个城市、哪个医院,都能为患者提供高尖端的治疗,而且日本还是全球医疗事故最少的国家。中国虽然在高尖端领域也有不少优秀的医生,但全国的医疗水准参差不齐,包括护士、技师等的总体水平不高。我认为,可以把日本培养医务人员的成熟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推介给中国。

我在做国会议员的同时,也是东京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教授,在我的学生里就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所以我建议,可以先从推行教育机构的合作做起,比如日中医疗学生会议、日中医学人士、研究人士会议等。同时,我也建议日本的政治家们参与进来,从高端推进日中两国的健康福祉交流。

事实上,作为一般财团法人日中亚细亚教育医疗文化交流机构的代表,我面向中国出版过一本《日本留学指南》,同时还在倡导“日中恩师计划”。为什么要倡导这一计划呢,有一次,我去天津的一家医院访问,该院院长告诉我,他毕业于日本大学医学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不仅得到了医学部教授们的细致照顾,在生活中,也得到了很多日本人的热心帮助,还有人送给他自行车等。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留学期间遇到的恩师们以及帮助过他的人们。

其实,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会遇到日本人的恩师,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也会遇到中国人的恩师。孔子就曾主张,要尊师重道,并且“恩师”这个词语,只存在于亚洲国家。

在改善日中关系上媒体的引导很关键

《日本新华侨报》:近年来,从中国到日本观光的游客逐年增多,但是从日本前往中国观光的游客却逐年减少。与此同时,由文部科学省主导的中日青少年交流活动也呈现减少趋势。对于这种温度差您是否有过担心?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铃木宽: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口的逐年减少,以及高龄者的逐年增多。事实上,如今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已经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了很多,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但由于日本人口在走下坡路,所以从统计数据上看不出增长。

现在,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媒体放出的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事实上,只要是去过中国或日本的人,都觉得实际情况和媒体报道里的不一样。媒体的引导很关键,总是强调不太好的消息,就会人为地造成一种固有印象。这是两国媒体都需要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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