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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栽种的“恶果”
作者:《日本新华侨报》特约评论员 冯玮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2018/12/04 16:12:41
 

 

150年前的12月9日,日本睦仁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奠定挽回国危之基”,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对明治维新都赞誉有加。但有两点毋庸置疑:第一,日本对外扩张的起点是明治维新;第二,日本集权专制的起点是明治维新。这两点,正是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栽种的“恶果”。

日本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指出,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海防论、富国强兵论、尊王攘夷论。尊王攘夷论的提出,既标志日本民族主义走到了终点,使日本建立了一君万民体制,也“打开了对外扩张的通道”。而打开这条通道,有一句非常漂亮的口号:“忠君爱国”。会泽安在尊王攘夷论的“圣典”《新论》中强调,“尊王攘夷者,实志士仁人尽忠报国之大义也。”

明治之前,由镰仓、室町、江户幕府构成的武家时代,“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立。头像印在一万日元大钞上的“国民教师”福泽谕吉指出,“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并立的“二元体制”,是日本的幸运。因为,这种体制避免了独裁的产生。但是,经过明治维新,“至尊”和“至强”合二为一,日本不再有那种“幸运”。1889年2月11日,即“神武天皇即位日”,日本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即明确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其余各条规定了天皇拥有包括军队统帅、法律裁决、官吏任免等各项权力。天皇因此成为“国家统治大权”的唯一、绝对的掌权者,成为“由宪法规定的政治和精神的绝对权威”。1890年10月3日,在宫中集团的运作下,明治天皇又颁布了《关于教育的敕语》(简称《教育敕语》),强调“忠君爱国”要求臣民“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一君万民”的体制和国民教育的恶果,有史为证。1944年10月莱特湾海战前,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大西泷治郎中将提出了“特攻作战”构想,并根据他的参谋猪口力平的建议,将“特攻队”冠名为“神风特攻队”。神风特攻队员在起飞前须进行宣誓,第一句就是“我们七生报国,效忠天皇”。这句誓词就是对“一君万民”和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高度概括,是军国主义精神的高度浓缩。

1945年2月,美国政府制定了战后对日政策文件《(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 》,目的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认为,“一君万民”的极权体制是日本军国主义高扬并成为战争策源地的重要原因。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说法,“极权政制的种子,是靠悲惨和匮乏滋养发育的,它们在贫穷和动乱的灾难土地上蔓延滋长”。因此,美国战后改革的重点,就是铲除这种种子的土壤:废除《大日本帝国宪法》,重新制定《日本国宪法》,剥夺天皇所有权力,使之仅仅作为一个“象征”

明治维新实现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远航”,实现了近代化。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伴随着侵略扩张而最终完成的,而作为对外侵略扩张重要前提的集权和极权体制,就是明治维新栽种的“恶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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